比如北宋年间的党争，新政和旧政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的意义，完全的为了反对而反对，早上接到的政令是青苗法，晚上接到的政令是废除青苗法，这地方官只能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谁知道朝廷今天刮得什么风。。
群龙无首，各自为政。
大明党争最激烈的应该当属万历末年到崇祯年间，齐楚浙西东林阉党，你方唱罢我登台，最后的结果就是黄衣使者不出京，皇帝的使者，再无法走出京城。
而党锢对皇帝的危害就是，皇帝这个裁判，失去了他的价值，因为皇帝的裁决权，失去了效力。
朱翊钧之所以给王锡爵这最后的体面，一来是不搞扩大化，二来，则是王锡爵背后那群势要豪右们，朝廷也要用他们，目前民间能够参与到海贸的还是这些势要豪右，而且造船的漫长产业链里，他们也占据着很大的份额。
比如桐油的供应，就是由湖广和江西、福建的桐园提供，比如眼下能买得起船，雇的起人，找的起舟师的主要人群，还是南衙诸府的势要豪右。
万士和与皇帝这次的默契程度不高，万士和想问要不要抄家牵连，而朱翊钧则是理解为了万士和求情，万太宰既然求情，那多少要给点面子，从斩首到畏罪自杀的区别其实不大，都是死。
吕调阳开始写浮票，而朱翊钧则是陷入了些沉思。
在原来的历史线里，万历皇帝的彻底摆烂，就是连奏疏都不批，就是从王锡爵做了内阁首辅开始的，因为王锡爵告诉万历皇帝，不顺心的奏疏，可以不批，留中不发，自此之后，万历皇帝真的就不怎么批阅奏疏了，如此摆烂三十年。
万历初年的张居正，在陈五事疏里明确提出了御门听政、宣见廷臣、应批尽批等要求。
张四维当内阁首辅那几年，啥事没干，就鼓噪声势折腾张居正死后的名声了，最后张居正家里什么都没抄出来，张四维被骂的极惨，回乡丁忧，不久便病逝了。
而张四维之后，则是申时行，申时行是个和稀泥的糊涂虫，这头劝皇帝，那头劝朝臣，两头劝，越想讨好两头，越是两头都不讨好，最后受了一肚子夹板气的申时行，思前想后，这首辅，谁爱干谁干，反正他不干了！
申时行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和稀泥的人，可他其实也跟朝官们斗过，甚至想继承张居正的遗志，迅猛的推动新政，但是最终都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大，自己又没有太多的党羽，在立皇太子的风波中，致仕了。
申时行之后，首辅的任期都开始变短了，而且多数都是没什么作为，也就是维持着这个烂摊子能运行就是了。
王锡爵只是这些首辅中的一个，他上的那道可以留中不发的奏疏，和庙祝阁老，在庙里住着，干了几年，上了两百多道致仕奏疏，最后挂印而去的李廷机相比，也不算离谱了。
自张居正走后，张居正惨烈的下场，让所有人都畏惧不前，给你老朱家卖命，就是这个下场？
张居正喊出了吾非相，乃摄也，摄政归摄政，也就是节俭上要求严格了，还多给了二十万两的零花钱，就没有再要求更多了，万历皇帝那般处置，导致士子寒心，也是意料之中了。
王锡爵的案子，朱翊钧甚至没有抄家，这也是一种基于现实的考量。
“昨日潞王在宫中习武，争狠斗胜，之前朕之所以训诫他，是他只威罚，不肯恩赏，现在终于知道恩威并重了。”朱翊钧朱批着奏疏，交代了下第一顺位继承人潞王的培养进度。
朱翊钧上次打了朱翊镠，李太后虽然很心疼，但没说什么，这一次，潞王看似也是胡闹，就是斗狠，他和他的勋卫们也都在互相对练，赢的有赏赐，输的有惩罚，这就符合朱翊钧的要求了。
潞王上次挨打，是因为他苛责下人，而且只有威罚，没有恩赏，赏罚分明才能御下，显然潞王在不断的成长，而朱翊钧也对潞王的教育非常上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