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重的是，消兵之策非但没有实现预期的财政节约，反而因为处理不当，导致了新的社会矛盾激化。大量士兵被突然遣散，不仅未能减轻财政负担，反而因失业军人的流离失所和犯罪率上升，迫使朝廷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由此产生的治安 问 题 和民众安抚工作。这无疑是对国库的进一步消耗，形成了恶性循环。
消兵之策的失败，暴露出李恒君臣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对社会后果估计不足，特别是忽视了士兵身份转换过程中社会保障机制的重要性。他们可能过于理想化地设想裁军后士兵能够迅速融入农业生产或其他行业，而忽略了社会接纳能力、职业培训、土地分配等现实条件的制约。此外，政策的急切推进，缺乏与地方官府的有效沟通和协调，导致地方在应对大规模军人退役问题时措手不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大规模裁军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军事控制力，特别是在那些原本就对朝廷权威有所挑战的藩镇地区，军事力量的减弱无疑为地方势力的扩张提供了空间。这些被裁撤的士兵，不少可能被地方豪强或野心家吸纳，成为其私人武装，间接增强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力量，为后续的藩镇割据和政治动乱埋下了伏笔。
四、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
尽管李恒在位期间内政问题重重，尤其是在推行消兵之策后引发的社会动荡，但他对外交边疆事务的处理却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灵活的手腕。面对复杂多变的边疆局势，李恒深知和平稳定的边疆对于国家整体安全与繁荣的重要性，因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且富有成效的外交政策，包括和亲与会盟等传统手段，成功地维持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唐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流与贸易。
和亲政策是古代中国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皇室成员与少数民族首领联姻，建立起基于血缘关系的紧密联系，从而达到政治联姻、增进友谊、稳定边疆的目的。李恒时期，唐朝继续沿用这一策略，通过精心挑选的公主或宗室女子出嫁，加强了与某些重要少数民族政权的亲善关系，不仅减少了边境冲突，还通过联姻纽带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与互信建设。
会盟则是另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通过召集周边民族首领举行盟誓仪式，共同约定遵守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原则，甚至建立军事互助同盟，以共同抵御外部威胁。李恒在位期间，可能多次主持或参与此类会盟活动，通过庄严的盟誓仪式与互赠礼物、签订盟约等方式，强化了与周边民族的友好关系，巩固了边疆防线，确保了边境地区的长期稳定。
在促进经济交流方面，李恒鼓励并推动了与周边民族的商贸往来。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了大量周边民族商人前来交易，边境市场繁荣，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流通活跃，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如马匹、药材、皮毛等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原。这种经济互动不仅丰富了双方物资供应，提升了民众生活水平，还加深了民族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为长期和平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此外，李恒可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设置互市、开通商道、减免关税等，以降低商贸壁垒，便利边疆地区的物资流通。这些政策不仅有利于唐王朝获取边疆地区的战略资源，也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经济依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挑起冲突的动机。
五、削藩成果的流失与经济困境
然而，李恒在位期间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消兵之策”导致元和时期削藩成果的付诸东流。原本在唐宪宗时期取得的对藩镇势力的有效抑制，在李恒执政下因兵力削减而再次松动，藩镇割据现象日益加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显着削弱。此外，财政上的过度消耗使得府藏空虚，国家财政陷入困局。与此同时，钱重物轻的现象愈发严重，通货膨胀压力增加，百姓生活负担加重，社会民生问题凸显。
六、结语：短暂而影响深远的统治
综观唐穆宗李恒的统治，尽管其在位仅有五年，但其政策选择及实施效果对唐朝后期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他通过和亲与会盟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边疆安定，促进了多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其推行的消兵之策不仅未能解决财政问题，反而引发了社会动荡，加速了中央权威的衰落和藩镇割据的恶化。李恒时期的钱重物轻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经济矛盾，加重了民众负担，预示着唐朝中期之后面临的严峻挑战。李恒的统治虽短，其政策遗产却长久地塑造了唐朝后期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生态，成为理解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