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立东都
在显庆元年（656年），唐高宗李治下令重建被战火破坏的洛阳乾元殿与应天门，显示了他对恢复洛阳繁荣的雄心壮志。次年（657年）二月，他正式移驾洛阳，并颁布《建东都诏》，强调洛阳作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战略要地，具有连接四方、接纳万国朝贡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将洛阳宫改为东都，使得洛州官吏编制品级等同于京师雍州，唐朝由此正式确立了两京制度，长安和洛阳并列为国家的政治中心。
随着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位权臣的相继失势——褚遂良死于显庆三年（658年），长孙无忌于显庆四年（659年）被迫自杀，关陇集团的影响力大幅度削弱，高宗得以摆脱政治上的束缚，开始独立决策，不再受制于人。这一时期，朝廷内外对进谏之事产生了严重的忌讳，长达20年间鲜有人敢于直言劝谏皇帝。
显庆五年（660年），在对外战争取得显着成果后，邢国公苏定方平定了百济之乱，并在十一月将俘获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及其太子等人押解至东都洛阳，在紫微城正南门——则天门进行献俘仪式。唐高宗虽对百济王族进行了责问，但最终下诏释放他们，展现出其在处理战俘问题上一定程度的宽仁与大度。
五、帝后同朝
显庆五年（660年）后，唐高宗李治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出现头晕目眩的症状，影响了他对国家政务的正常处理。此时，皇后武则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开始积极参与国事，逐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尽管已经贵为皇后，但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此，她意图进一步掌控政权，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策略：一方面排除异己，扫清通往权力巅峰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积极培植亲信势力，以稳固自身地位。
面对武后的步步紧逼，高宗李治曾试图废黜武后，但在麟德元年（664年），此事因上官仪被揭露而流产，上官仪最终被诛杀。自此之后，李治再也无法有效约束武后的权势扩张。至显庆末年，随着高宗病情加重，视 力 受损，无法全面主持朝政，武则天顺理成章地逐渐掌握了实权。在她的建议下，高宗采纳“天皇”称号，与武则天并称“二圣”，共同临朝听政，史称“二圣临朝”。
麟德二年（665年），唐高宗携武后及文武百官、内外命妇进行泰山封禅大典，场面宏大壮观，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强盛与威严，同时也有利于巩固武后的政治地位。在此期间，周边众多国家如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派出使节和酋长随行，显示出唐朝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成功平定高丽，设置安东都护府，将辽东地区纳入版图，显示了军事上的赫赫战功，也进一步增强了朝廷的权威。
上元元年（674年），朝廷正式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武则天借此契机提出建言十二事，涉及农业发展、轻徭薄赋、道德教化、行政改革等诸多领域，体现了她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深思熟虑和卓越才能。虽然缺乏详细实施效果的记载，但从高宗采纳并实施这些建议可以看出，武则天的政治影响力已不可逆转。
上元三年（676年），由于高宗风疾加剧，曾有意让武后摄政，但遭到宰相郝处俊的谏止，指出天下是李氏家族世代传承的，并非个人私有，因此高宗被迫放弃了逊位的想法。然而，武后并未就此停步，她继续通过召集文学之士编撰各类书籍，如《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并秘密参与审议百官奏疏，以此分夺宰相权力，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执政基础。
六、因病去世
进入永淳二年（683年），李治前往新建成的奉天宫准备封禅中岳嵩山，但因病未能成行。不久，他意识到自身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便诏令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并安排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辅佐。随后，李治病情加剧，回东都洛阳后已无法接见宰相以下的大臣。
同年十二月，改元弘道元年，李治在宣布赦免诏书时，因身体虚弱无法登马出行，则召百姓在殿前宣读了这份象征宽恕与希望的诏书。在十二月丁巳日（公元683年12月27日），唐高宗李治在东都贞观殿去世，享年五十六岁。遗诏中指示，七日后将灵柩装殓，由皇太子李显即皇帝位；同时要求陵墓建设务必节俭，若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武则天处理决断。群臣上谥号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684年）八月十一日，高宗安葬于乾陵。直至天宝十三年（754年），李治的谥号又改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七、结语
总体来看，唐高宗李治是一位内修法治、外扩疆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代盛世发展的皇帝。尽管其个人性格相对温和，有时显得优柔寡断，但他在位期间，国家治理得当，社会秩序稳定，文化繁荣，外交关系活跃，展现了卓越的治国才能。然而，后宫干政问题也折射出他在权力平衡方面的不足，这也是后世对他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李治在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的统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